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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样一种人们主观认识到的"现代性"，经过人们进一步的理解和阐发，逐步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就是"现代性观念"。

颇为重要的是，魅力型权威，是"吸引性"或"号召性"的，且包含着某种"行政色彩"，即"自然而然可以管理对象"，或"使对象感觉可以自然而然地被管理"。因为，司法角色的基本要求，在于"中立"和必要的"距离感"，还有"消极"（源于不告不理原则，和中立原则相互衬托）。

[17]参见王小慧，见前注 [15]。[18] 在这份经验材料中，可看到另外一类"文学化"：故事型的叙述。或者，容易不去沿着"文学化"方向思考这些经验材料。[3]因为在这些司法日常话语中没有也不大可能有正式的用语规定要求。作为上述"手记"以及其他"手记"作者的基层法官，极为可能也是这样感觉。

司法日常话语的"文学化"，可内在镶嵌地成为法律意义的对错解决程式的并置要素，且具有"催化推动"效用。曹萍、高为民："法律权利与道义责任的两难抉择"，《中国审判》2007年第6期，页80。为了"零距离"接触《送法下乡》，我们有必要像《送法下乡》一样从具体的事件出发再做阐述，进而分析《送法下乡》可能存在的问题。

最后，如果的确是必要的，便结合已得到的综合微观条件关系来提出案件的解决方法。在这个案件中，基层法官完全知道"特别法与普通法相互关系"的法理知识（参见审判长的答记者问），但是，他（她）们依然巧妙地运用《民法通则》和《继承法》、《婚姻法》之间的"大小关系"的道理（在我看来未必不能成为一种法理），去论证自己的法律判决。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在自我论证的过程中都涉及了其他的道德观念话语（关于如何对待"第三者"的道德判断）。见《送法下乡》第1-24页。

这里的意思并非是说中国法学学术研究缺乏对基层司法制度的讨论与分析[3]，而是说，中国的法学学术研究，通常并不认为在中国基层司法制度中可以发掘法学意义的系列知识，通常并不认为从这种制度中可以概括总结一类类似法学智识活动的知识产品。这一产品，是在中国基层实践中生发的，同时又是在世界学术背景之中展开的 ，它在经验和智识两个层面上必然需要法律家和法学家两类角色的相互结合。

法学知识不是探讨"终极的科学真理"，相反，它始终是以隐蔽的方式运作于法律实践之中的[15].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有理由说，原本被称为法学理论的知识以及被称为法律实践的知识的分野，其实仅仅是后来社会分工的一个附带结果。不难理解，在中国的语境中，法治运动的推进与展开伴随了"知识权力"的胜利象征[5].法治知识，尤其是被"大写"的法治知识，在俨然具有天然正当性的同时获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凌然位置。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说，当认为法学理论是在社会历史的具体法律语境中产生的时候，当认为法学理论不是在作"玄学"的终极探讨的时候，这些"认为"已经包含着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实践知识的"普遍/具体"的位置关系应被瓦解的逻辑结论。自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这样一种实际存在的现象，毕竟，社会分工在整体上的确是在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

相反，这种较量与斗争是各种原本"小写"的事物秩序的多足鼎立的游戏与对垒。《送法下乡》试图引发一类知识的解放，亦即解放被边缘化的另类知识，解放其中被压抑的法学意义，并且，在解放的过程中将新型的法学研究策略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同时，当进入法律实施的周边谱系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发觉基层司法制度的中枢意义。就单一方面而言，其中有些知识也许已被现存的法学知识阐述过[9]，但是，就总体的相互关系来说，它们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基层司法运作的"法学知识"。

审判长指出，仅从《继承法》来说，应该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毕竟，"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送法下乡》喜欢使用的表述）。

如果将符号抽去，在纳溪区人民法院的判决意见中，我们看到的则是地方性的"制约"与"反制约"，准确地说，则是"微观斗争"（即不同甚至对立的判决意见以及背后的不同力量的对比争夺，根据前述材料，审判委员会里就有不同的判决意见），或者，则是"小写"的两类法学知识之间的相互斗争（尽管这些"小写"的法学知识与"大写"的法学知识有关，或借助了"大写"的法学知识的话语权力）[21].而且，这一"微观斗争"可能是与当地的社会"微观斗争"相互关联的。《送法下乡》在互换角色以及结合两类知识的叙事过程中，其逻辑通道又在指向反思两类知识的截然分界。

尽管如此，我又认为，《送法下乡》正因为十分关注"微观制约"的问题，将"微观制约"作为自己理论建构的逻辑中心，所以，在能够成功地解释这一判决过程中的多数问题的时候，不能解释其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实证方法中"走进"现实的法律生活，把握事物本身的逻辑内容（第94页）。与此对应，以往绝大多数的法律研究（这里指从事实际法律调研性质的研究），尽管也是"十分优秀"的，但是相反缺乏缜密的学术思索和论辩推演。但是，法院在审查的时候，充分考虑了此案的背景，在特别法与普通法之间，法院突破常规，大胆援用了《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这种较量与斗争不是纯粹的猫捉老鼠或者老鼠戏猫的游戏，更不是纯粹的理性机巧的对垒。在历史中，这种知识的传播与展开，特别是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传播与展开，一方面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中某些阶层（在近代中国主要是城市有产阶层和知识阶层）的主动认知有关，另一方面，亦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扩张乃至"殖民主义"的张扬密切相联。

为了解释"微观斗争"，我们可能需要另外的研究方法和路径。知识的生产原本是具有"生产地"的，是和具体需求相互联系的，只是随着进入流通领域，有时便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15]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可以参见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6]《送法下乡》认为自己的法学研究是有立场的。在阅读中，可以发现作者时常进行着角色转换：从法学家到法律家（这里尤其指从事实际调研工作的法律家），从法律家到法学家。

自然，我们的法学知识生产所倚赖的制度环境限定了我们的"生产手段"。其中的关键词，便是"微观制约"。

关注对象的定位，使《送法下乡》得以获得一种新型的法学研究策略的可能性。[17]见2001年11月1日《南方周末》再次，这些词句是游弋于现实基层司法生活的修辞游戏之中的，它们既在推创这种修辞游戏，也在依赖这种修辞游戏。前一问题，是空洞苍白的政治道德性质的"规范判断"问题。

《送法下乡》试图引发一类知识的解放，亦即解放被边缘化的另类知识，解放其中被压抑的法学意义，并且，在解放的过程中将新型的法学研究策略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样，通过《送法下乡》，一种不同于我们在一般的法学读本或法学著作中读到的法学知识浮现了。

[21]之所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写"的法学知识和"小写"的法学知识的斗争，是因为在材料中，我们不能断言"主张以《继承法》作为判决依据"的知识，或者，"主张以《民法通则》作为判决依据"的知识，本身就是"大写"的法学知识（目前中国流行的权威性的法学知识）。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相对于中国法学界而言，是一个"知识"的盲点。

经由这里，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送法下乡》叙述角色定位的重要意义：其一，法学家和法律家应该是同一的，面对中国的法律实践，他（她）们都是具有立场的[16]，前者应该自觉地像后者一样关心中国的实践命运，法学家的所有知识都应融入实践的关怀之中。这样三个方向，是法学研究者们特别熟知的。

针对这个案件的法律审判，我们当然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评论研讨。大致来说，这些评论研讨是沿着三个方向展开的。换言之，如果存在着"制约"，那么，纳溪区人民法院的"地方性"的判决意见应该是"单一"的（至少就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如此）。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瞄向另外的新方向，运用另外的新方法。

正是由于在文本叙事中不断转换作者的角色身份，将法律研究在法学研究予以展开，将法学研究在法律研究中予以展开，《送法下乡》才获得了一个重要基础-推出"非常中国"的法学产品的基础。这是注重结果公正的必要补充。

即使撇去这些不论，即使承认中国的历史教训（比如近代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教训）与这种知识的缺乏有着重要关联[6]，即使认为这种知识在某些价值层面上是必须宣扬的，我们仍需认识到，将这种原本是"具体化"的法治知识推向另类的事物秩序，是会遭遇排斥的，是要展开"阵地战"的（葛兰西用语）。然而，在《送法下乡》看来，无形的立法者权威，在智识活动中，有时是可以被冲破的。

[10]参见卡尔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2、308、316-318页。在这个案件中，基层法官完全知道"特别法与普通法相互关系"的法理知识（参见审判长的答记者问），但是，他（她）们依然巧妙地运用《民法通则》和《继承法》、《婚姻法》之间的"大小关系"的道理（在我看来未必不能成为一种法理），去论证自己的法律判决。